国人尚沉浸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喜悦之中，三鹿“毒奶粉事件”不期而至。事件曝光后，政府反应相当迅速，制度层面的调整亦在展开：从对受害婴幼儿免费治疗，到全面检测乳制品质量并公之于众；从终止施行八年之久的食品质量免检制度，到企业负责人刑拘以及地方政府和质检部门首脑去职，种种举措可谓坚决而且颇具透明度。
然而，在关注事件进展的同时，我们更关注的还是让悲剧不再重演的制度建设。应当承认，此次三鹿及众多乳品企业的问题波及面广，后果严重，直接可见的原因固然是企业未能把好产品质量关，说得更重些，还涉及社会责任的缺失。但显著的制度原因，则在于政府没有当好“守夜人”。中国的乳制品行业是改革起步较早、竞争较为充分的开放性行业，但因乳制品的安全直接关乎公众生命健康，需要通过事前的恰当监管对生产者加以约束，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
如今，政府失灵、监管失察引致问题爆发。危机当头时应急式、运动式的监管风暴实出无奈，更重要的还是以此事件为契机，大步推进体制变革，从根本上分清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惟有如此，方能建立起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让孩子和大人都喝到“放心奶”；也惟有如此，才能让这起上万婴儿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代价的悲剧事件，成为走向未来的新起点，真正建立起食品业“中国制造”的信誉。
从此次“三鹿事件”分析，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呢？
对于前者，舆情已颇有共识：政府该做的是监管，而乳品质量的监管环节“政府缺位”是沉痛教训。不过，中国已经放弃往昔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市场体制中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牵涉到一套相当精巧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这包括监管者在产业链中的角色、位置，包括实现责权对称，坚持信息披露，包括如何监管监管者以防“监管俘获”和滥权，还包括如何掌握监管分寸防止过度监管等。当然，政府作用的内涵又远大于狭义的监管，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和保证公正执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由此，可以看出此次事件中，监管体系“政府缺位”的缺口相当清晰。质检总局虽在去年5月的宠物食品出口风波中已知三聚氰胺之祸，仍未在国内食品业制定相应的行业检测标准，更未安排实施相应检测；此外，免检制度竟用于婴儿食品，且长年不作改进，都是严重的失职。而失职发生，正与过往责权极不对称的制度安排直接相关。
质检总局在去年8月24日即发布《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即98号令），严令必须及时召回“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死亡的，或者流通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不安全食品”，而三鹿“毒奶粉”至迟在今年7月中旬至8月初间已由甘肃省卫生厅和厂家分别认定并上报，但无人实施召回规定，三鹿亦未按规定“向社会发布食品召回有关信息”，令不行禁不止的现状令人痛心疾首。
进一步说，恰如前一时期质检总局一司长“非正常死亡”事件曾引起对腐败的广泛质疑，“三鹿事件”进一步把“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提到公众面前，相应的制度修补成为紧迫任务。
三鹿危机事涉“政府缺位”，还容易使人忽视这一事件中“政府越位”的教训。二者并存，且越位使缺位的后果愈发严重。在国家质检系统，免检制度与“中国名牌评选”并存，就是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典型例证。由政府评选名牌或以国家背景作为市场营销的手段，其实质仍是用政府信用为企业背书，企业信用破产将严重损害政府的信誉，导致信任危机，影响其他职能的正常发挥。
“三鹿事件”中还有一层显著“政府越位”，就是政府物价部门不应有的价格干预。中国乳品业已经成长为一个年产值超千亿元的大产业，但其原奶供应源头仍是奶农散养模式，价格信号因之更为重要。政府有关部门今年初提出对部分商品临时限价，奶制品即在其中；此次“三鹿事件”发生后，再次要求企业稳定奶制品价格。这些措施无疑会严重打乱价格信号，进而影响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生产者的行为。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最终是供求决定价格，而在原料求大于供和成本抬升的市况下，价格抬升本是趋势，人为压低价格的“政府越位”之举，极易导向生产者忽视产品质量或缩减产量，在监管缺位且自律缺失的情况下，则倾向于选择前者。当然，无论何种结果，最终对产业、对消费者都是更大损害。
值得总结的教训还有许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还应包括维护而不是干扰司法公正，鼓励而不是限制媒体公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辨析“鹿”死谁手、实现鉴往知来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三鹿事件”发生至今，我们已经从政府的行动中看到许多可喜的进步，显示着其修正自身角色的努力，也有理由期望更深刻的变化和更具实质性的亡羊补牢之举即将出现。中国改革30年走到今天，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正是步入改革“深水区”的大课题。■胡舒立
（本文刊于9月29日出版的2008年第20期《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