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宋惠民做手术的，多数要例行送红包。宋惠民分析送红包的三种心理,区别对待。他最反感第三种，即：我拿钱，买你给办事！他说，我要怎么做不是因为你给我好处，而是我有自己的职业道德。

　　宋惠民，76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山东省心血管外科的学术带头人。先后在省内成功开展了首例断臂、断肢再植手术；深低温体外循环、半身体外循环下施行紫绀性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治疗；在省内开展了非透视下心内膜人工起搏器安置手术；“人造生物瓣膜研制和临床应用”的研究获得成功并在省内率先应用于临床；“冠状动脉造影和冠状动脉搭桥术”的实验研究应用于临床，处于国内先进行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心脏移植的实验及临床研究”，并于1999年5月27日亲自主刀成功完成了全省首例同种异体心脏移植手术。
　　摄影/汤序民

　　不能收病人一分钱！

　　“说是红包，其实早已不用什么红纸包了，信封一个、烟卷一包，里头装上人民币就成。也正是这个东西，把过去本来行善、积德的医生，弄成现在的‘白狼’了！”一谈到红包，宋惠民的声音就高了起来，脸颊上也显出了极度的愤怒。
　　“提起红包人们就恨，恨的是我们医疗队伍中收红包的少数，是这些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把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给搞坏了，让大家都跟着背骂名！”
　　“家里人有了病，不知要卖多少粮食才凑够点钱，背着咸菜、干粮来看。干粮要坏，便放在窗台上晾，就这样治病的钱还不够，让他们再多拿出10元钱都非常困难。”十几年前一个病人住院时的场景仿佛就在宋惠民眼前……“我们有工资，又怎么能忍心再收他们的钱？！”
　　一位农村老太太，为儿子看病，临手术前摘下了两个耳环，硬是塞到宋惠民手中，说家里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这对耳环是金的，让他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虽然拒绝了，可宋惠民当时的心情却格外沉重！
　　“是同情，还是什么，我说不清，但有一条明确：自己不能收病人一分钱！也有人说我落伍了，跟不上时代了，可我一辈子无怨无悔！”
　　请宋惠民做手术的，多数要例行送红包。宋惠民分析送红包的三种心理：第一种是找到了靠得住的医生，求个放心，有许愿的性质；第二种是通过关系找来，有中间人撮合，不送面子上过意不去，或者是想让大夫更尽心、做得更好一点；第三种是拿钱买，我拿钱，你给办事！
　　对此，宋惠民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前两种我完全理解，一般都婉言谢绝，给病人讲清楚。对第三种人我很反感，我要怎么做并不是因为你给我的好处，而是我自己的职业道德，你想拿钱买？能买得起吗？！即使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到！”

　　你不能有第一次

　　社会风气变了，人的思想观念变了，要拒绝各种各样的红包的确是件非常棘手的事。
　　一年春天，肥城的一个病人，心脏瓣膜修复好了，知道宋惠民术前不收红包，就在出院后，将1000元钱放在哈密瓜下送到宋惠民家里，见宋家不收，便将瓜放在门口就走了，直到瓜烂了，处理时才发现竟然还有钱。宋惠民只好写信问这位病人：“你是不是来过，我当时没在家，如果有需要帮忙的事情可告诉我？”等对方回信确认了，又把钱给寄了回去，“如果当时不注意给丢了，造成损失，我还要背黑锅……”宋惠民满脸无奈。
　　还有一个病人家属硬给送来把香蕉，宋惠民一家一直也没太注意，也是直到小外孙拿时，才发现里面竟然塞有2000元钱。宋惠民就一个个找住院的病人、家属谈话，最后终于找到了是谁，并向送的人说明：“我当了半个多世纪的医生，从没收过病人一分钱，你怎么能破了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希望也能理解我的心情！心意我领了，钱必须退给人家！”
　　对于那些实在拒绝不了，或者是当场退了会影响病人心情的红包，宋惠民也只好先收下，然后让护士长交住院处，等病人痊愈出院时再将押金收据还给病人，讲明情况……宋惠民常说，在退红包时，只要对病人有利，有时也要讲点情面。于是，他发明了这种既不让病人、家属面子上过不去，又能拒绝红包、顺利退回的办法。
　　而且，这一“经验”迅速在全院中青年骨干医生中传播开来。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吴承远教授在实践操作中发现，有时押金条不慎丢失，会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便悄悄地留下份复印件，以备不测，几年就累计退还红包5万多元，后来被卫生系统作为先进典型在全省、全国推广。
　　“像这样的事，一年绝不止几十次，几年前我每个星期都安排四五台手术，尽管收到的红包可能要比工资高好几倍，但一个都不能收。”面对各式各样的金钱诱惑，宋惠民始终坚持了一条：退！
　　“我常提醒我的学生，收红包，你不能有第一次，只要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得打算一辈子拒绝，下决心守住！”宋惠民决心要把自己一生的操守灌输给每一个学生。
　　“他们有的做到了，也有的没做到……！”看着自己原来表现很好的学生后来也收起了红包，宋惠民不仅遗憾，也很是痛心。在他看来,医生是个比其它任何职业都需要高尚品质的职业。

　　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

　　“退红包，退掉的绝对不仅仅是那千儿八百块钱，守住的却是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是医生与病人之间那种原本纯洁、自然、和谐的关系，而这些绝对不是用金钱所能买得到的！”在手术台前、生死之间奋斗了五十多年的宋惠民，用自己的热血、真诚和激情追寻着一名医生的职业梦想。
　　“老百姓的感情很纯朴，你不额外收他们的钱，他们会真心地敬重你、感激你，以他们特有的方式给医生以回报，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多少年来，宋惠民家一直有这么一位农民“亲戚”来走动，每年一到秋天，他便收了花生来送花生，收绿豆送绿豆……到了季节背着就来了，到宋惠民家常常只是一句话：“也没别的事，就是来看看你！”刚开始时怕宋惠民不收，便干脆进屋就将拿来的东西往床上一倒，弄得满床、满地都是……
　　而这个人的名字，起初宋惠民根本就不知道，只记得自己给他的爱人治过病。“塞给他钱又不要！”实在感到过意不去，宋惠民只好将自己的钢笔、座钟、衣物等作为“回礼”送给他！后来尽管多次劝他“别再跑了，以后有事打个电话就行！”，但这位农民兄弟就是不听，仍然坚持每年一包梨、一袋绿豆地给送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年春天，济宁一个曾经由宋惠民做过手术的孩子，若干年后突然由父亲领着，专程来济南看望“宋大夫”，说是“让爷爷看看孩子长大了！”后来这孩子结婚、生子，又都把宋惠民请去，安排在“上座”，这种胜过亲情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本来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后来竟然成了一家人，原因就是我当时退掉了他冒着大雨送来的红包！”回忆起当初的情况，宋惠民心情不能平静，“病人给我们医务人员这么高的信任和认可，我们除了尽心尽力地给人治病，难道还要向病人索取什么？！”
　　“一条人命究竟值多少钱？这里面的情义究竟有多少！没法儿算，又有什么能比得过？反过来想想，这些东西又怎么能用金钱买得来、换得到？！”说起这位“亲戚”，宋惠民充满了深情。
　　“生命必须受到尊重和珍视，病人来到医院，把生命的希望就交到医生手上了，医学、医生的成功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圆满，否则就意味着生命的消失和家庭的残缺。把本来充满情感、有血有肉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等同于金钱关系、市场交换关系，不仅是对医学、医生的丑化，也是对生命的亵渎！”
　　长期与病人的心灵交流，已经使宋惠民对当前医患关系简单化、商品化、金钱化的趋势感到忍无可忍。
　　“看着进医院时奄奄一息的病人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康复出院，看着一个个眼看就要破碎的家庭重又充满了欢声和笑语，这才是对我们医生最大的安慰和最高的奖赏，当医生就该有这么个心态！”在宋惠民看来，医学是一门科学，也是种责任，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医生就应该尽心尽力地以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帮助病人减轻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绝不应该有经济利益的东西干扰了医生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视线和追求。
　　“我自身也已经捐给了社会！”宋惠民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遗体捐献卡”，“这个证，我随时带在身上，万一发生意外，出现脑死亡，我的器官就可以放心移植给别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