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索马里医疗队的山东翻译:曾遇军事政变

2013年10月17日 16:24作者:曹务堂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索马里是横跨赤道的国家,加拉卡尤又是在沙漠之中,这儿没有四季的变化,只有夏天。我们医疗点一共八人:队长、内科医生1人、外科兼妇产科医生1人、麻醉师1人、化验员1人、厨师1人、司机1人和翻译1人。

  作者在索马里

  □曹务堂
  今天人们只要一提起索马里,首先跃入脑海的便是“海盗、战乱和贫穷”。历经20多年的战乱,这个素有“非洲之角”之称的小国早已变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可我曾经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了整整两年(1969年8月--1971年8月),在“中国援索马里医疗队”当英语翻译。虽然离开索马里已经40余年,但当地的风俗人情和当时的所见所闻仍历历在目:我曾走进过总统的豪宅,也曾探视过牧民的草棚。亲眼目睹这些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两极分化,什么是贫富不均。索马里人民本来就贫穷落后,如今,持续的战乱更使他们雪上加霜,悲哉! 
   ■初到索马里,遭遇军事政变
  我们一队人是1969年8月3日从国内出发,几经转折才到达索马里的。这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国家,首都摩加迪沙是位于南部的海滨城市。独立前,索马里主要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北部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索马里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所以小孩上学都是先学阿拉伯语。官方语言主要是阿拉伯语和意大利语,其次是英语。当时索马里语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们的交流和广播。我国援索马里医疗队一行三十多人,共分三个点:“大部队”在摩加迪沙,住在距使馆有半个小时车程的郊区一座别墅里,另外一个在南部的海滨小城基斯马尤,还有一个在中北部的加拉卡尤。医疗队里除了医生外,还有厨师和司机,他们都来自吉林省,仅我一人来自山东。
  到达索马里后,队领导并没有很快安排我的工作。为了提高我的业务水平和涉外处事能力,领导决定让我先到大使馆住一段时间,跟使馆翻译林植英同志学习。我在大使馆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我曾陪同医生去过总统的官邸和空军司令员的家。
  索马里人对周恩来总理非常熟悉,因为周总理曾在1964年访问过那里,还给他们援建了一座“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大会堂”)。我曾参观过这座建筑,气势宏伟,设备精良,是当时摩加迪沙的标志性建筑。负责人告诉我们,建筑所用的一砖一瓦都是从中国运来的,里面的一切设备,包括各种乐器也都是中国援助的。他边介绍边用索马里话说:“希那飞扬!周恩来飞扬!(中国好!周恩来好!)”  
  在使馆期间,最使我惊心动魄的是1969年10月份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有一天半夜时分,忽然听到外面马路上有坦克开过的隆隆响声,从窗口向外望去,只见大街上布满了路障,移动着荷枪实弹的军人,虽然没有枪声,没有炮响,但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摩加迪沙的夜空。当时使馆人员都十分诧异与惊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清晨,使馆试图与医疗队联系,但电话不通。后来使馆又谎称有人生病要去医疗队,但把门的军人不让我们出门,说这是上面的命令。后来从索马里的广播里才得知发生了以陆军司令为首的军事政变,他们称之为“不流血的革命”。“新政权”对我们并无敌意。三天之后,一切恢复了正常。
 ■在加拉卡尤,水比油还要贵
  结束了两个多月的使馆学习生活,领导决定派我去加拉卡尤工作。
  索马里是横跨赤道的国家,加拉卡尤又是在沙漠之中,这儿没有四季的变化,只有夏天。中午时分,炙热的太阳直射下来,人们几乎看不到自己的影子。由于阳光太强,我们出门必须戴墨镜。这儿的气候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热!到底有多热呢?我曾把一个50摄氏度的温度计放在院子里,竟然晒崩了;放在屋内的鸡蛋竟然两次孵出小鸡来。  
  我们医疗点一共八人:队长、内科医生1人、外科兼妇产科医生1人、麻醉师1人、化验员1人、厨师1人、司机1人和翻译1人。医院坐落在离我们驻地仅百米之遥的马路对面,条件十分简陋,没有大门,没有围墙,只有孤零零的三座房子,设有门诊、药房、手术室、化验室和病房。我在加拉卡尤的两年中,除了和官员打交道外,很少用到英语,因为大量的患者(多为牧民)不会说英语。所以,我们只好学习索马里语。
  生活在加拉卡尤,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饮水。室内虽然有自来水,但水质苦咸,当地人喝了没事,可我们却不能饮用,喝了就拉肚子。这水只能用来淘米洗菜、洗脸刷牙。如果用它来洗头,只能用肥皂粉,不能用肥皂,用肥皂头发就粘在一块儿了。为了解决我们的吃水问题,卫生部专门给我们买了一辆装有大水箱的“解放牌”汽车,这样我们就从当地富人家买他们存在地窖的水,价格比油还贵。当地一年就下两次雨,大约在五月和十月初前后,于是富人就把雨水引到地窖里储存。说来也怪,水车放在院子里,里面的雨水两三个月也不变腐。可能是因为气温太高,细菌根本无法生存。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蔬菜。当地人不会种菜,也无法种菜。所以,我们无处买菜。我们吃的主要是国内运来的各类铁盒装罐头,如扣肉、沙丁鱼和芦笋等。这东西吃几天还可以,如果长期吃,那就宛如嚼蜡,同事们看见扣肉就倒胃口。为了解决吃菜问题,我们决定自力更生,自己种菜。于是队长号召我们向家属写信邮寄黄瓜种子和西红柿种子。队长是一位工农干部,他的吃苦耐劳精神令我们十分佩服。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从野外的水坑旁拉来土和牛羊骆驼粪,在院内堆起了一块高约30厘米,面积约50平方米的菜地,种上了黄瓜和西红柿。两三个月后,我们的劳动得到了回报,菜地里竟然长出来一尺多长的黄瓜和大如拳头的西红柿。
  身居异国他乡,我们与国内亲友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书信。那年月,我们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望着信使的到来。每次从首都取回信件的时候,同事们个个欢欣雀跃,蜂拥而上,团团围住取信人,争先恐后地抢走信之后,便静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仔细品读来自亲人的消息。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真正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家书抵万金”。记得我曾一次收到过12封信,令同事们十分咋舌与羡慕。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一位驻摩加迪沙点的化验员竟然“颗粒未收”,这令她十分尴尬与伤心,竟然当着大家的面泪流满面。
  我们在加拉卡尤的生活可以说是既单调又乏味。除了白天在医院看病外,夜间如无急诊,大家就坐在院子里聊天,星期六也偶尔放放电影(我们有一部小放映机,以墙作屏幕)。然而可怜的是,一共就有两部片子:《地道战》和报道1964年我国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两年里,我们就是靠观看这两部片子作为我们的娱乐生活苦熬岁月。
 ■走近索马里草根牧民
  我们除了在医院给当地人看病外,还到牧区巡回医疗,最远的一次是到300公里以外的海滨小镇奥比亚(区政府所在地)。我们自备食物、饮水和药品。为了安全,州政府还派来一个会讲半拉子英语的士兵兼做翻译持枪与我们同行。汽车在路上颠簸了一天,傍晚时分才到。第二天开始门诊,当地人对我们很好奇,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和他们肤色不同的外国人。看病前先由队长讲话,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中国医疗队”(这是当时统一的对外宣传口号)。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天。离开时,车旁挤满了人,好像有点舍不得我们离开,及至汽车开动之后,小孩子还在后面一边追赶一边高喊“希那飞扬!希那飞扬!”
  在加拉卡尤的两年里,有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难忘,那就是抢救霍乱病人。记得有一天下午4时左右,州政府突然通知我们,说在800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发生了霍乱,请我们赶快去抢救。人命关天,队长决定派我和外科医生前往。从加拉卡尤出发,一路沙漠。夜幕很快降临。为了赶路,汽车一直狂奔。司机不担心会撞车,因为路上根本就没有车。我们跑了一夜又一天,在第二天的黄昏时刻到达那里。
  当时的场景把我们惊呆了。我们没有见过霍乱病人,只知道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号称“国耻”的二号病(一号病是鼠疫)。只见地上躺满了上吐下泻的病人,不远处已经有好多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这种病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抢救,三四个小时即可死去。下车后,我们顾不上饥饿和疲劳,立即投入抢救。我们忙了一夜又一天。第二天下午,一个矮胖子军官告诉我说,你们可以回去了,因为他们的医生马上就到。根据当时的情况,他这话给我的印象是:由于霍乱是国耻,他们不愿让外国人知道,怕有失国体,前天请我们去,纯属无奈之举。
  医疗队是我国对非洲国家的无偿援助项目,所以医疗队的一切费用,包括药物都是由我们国家负担。然而,索马里虽然贫穷,但医疗却是全民免费,住院病人吃住也由国家负担,所以,在索马里的医院里没有挂号和收费的。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当地没有农业,全是游动牧民,喂养骆驼和牛羊,哪里有水就往哪里去。他们的住房是用木棍搭成的草棚,棚内没有任何家具,唯见几件铝制品:一个做饭用的锅,一把水壶和一两个盛饭用的盘子。他们的饮食主要是吃骆驼牛羊肉,喝骆驼牛羊奶,外加少量的大米和玉米面。他们的穿着非常简单。男人大多上身裸露,下身围着一条方格布裙子,脚穿塑料凉鞋。女人头裹纱巾,身上裹着一块四五米长的尼龙纱花布。他们没有草席,更没有床,晚上全家就睡在棚内的沙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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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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